站在首都机场国际航班的大厅里，等着与公司在北京办事处的同事碰头，因为老板要我给他带一批药过去英国。

　　说是北京办事处，其实就是老板在北京的亲戚的家。我去取工作纸（Work permit）时去过一次，那是在去大使馆签证的前一天。

　　是在公主坟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有四栋同样的四层楼高的宿舍，大概是同一个单位的吧。老式的70年代的建筑，青灰色的砖，楼梯在中间，上去是公用的走廊，每家每户的大门沿着走廊一字排开。

　　正午，阳光十分耀眼。但因为院外正在修建的高层建筑的缘故，院子里没有阳光，蜷缩在高层建筑的阴影里。

　　上到二楼，敲门，开门的是女主人。她高高的，四十好几吧，穿得很随便，头发有些零乱。

　　屋里很暗，我站在门口没有移步。她见状，开了灯。

　　客厅很狭小，男主人和我点头打过招呼，一个瘦高的大男孩正准备去卫生间吧，匆匆地看了我一眼，就关上了门。

　　我被让进里间，房间不大，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外，沿墙都是垒得半人高的纸药箱。床上满是盒装的湿疹药膏。

　　她搬了一张小方凳让我在桌边坐下，自己仍旧站着，递给我工作纸的复印件。确认无误后我应该交给他们约合一千镑的人民币。其中五百镑是手续费，另外五百镑是到英国后第一个月的生活费。因为即使一去就上班，也要等到第二个月的五号左右才能拿到工资。

　　当时的汇率是12多一点。因为怕在火车上有所闪失，就带了建行的一卡通，可以异地存取。离她家最近的建设银行要走20来分钟，为了安全，她让男主人陪我去。我说天气太热，还是打的去吧，夫妻俩忙摇头说不用，走一会就到。

　　男主人很沉默，一路无语。在银行拿到钱后立即就交给了他——无钱压身一身轻，他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裂开嘴憨憨地笑了，告诉我他女儿也在英国，今年17岁，已经去了2年多。

　　原来，他是老板的连襟——老板娘是他爱人的妹妹。我看到的那个高个子男孩是老板的儿子，正在读初中，寄养在他们家。他说我很快就会见到她女儿了，她叫燕子。

　　回来后女主人又递给我一张纸说是合同，签完合同后才能拿到正式的工作纸。我拿过合同，A4的白纸上很简陋地打印着几行模糊的小字：

　　一。保证公司利益。不得泄露公司机密。

　　二。不得擅自离开公司。不得无故请假。

　　三。工作满一年后才能申请回国探亲。

　　四。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时间为8.5小时。

　　五。工作前半年为培训期。起薪为每月500镑，以后视工作情形逐月增加。

　　本人同意以上各项，签字为证。__________ __年__月__日

　　比起其他方式的出国费用，对工资我并无多大异议，尽管工作纸上写的工资是年薪一万三千镑。而合同上也只有我单方面的签字，我就当它是一张写了一些字的纸而已，便提笔签名——拿到工作纸才是目的。她笑着说我到挺爽快的，笑起来的她有一些邻家大妈的那一种亲切。

　　昨天是第二次去，是去取机票。九月是学校开学的日子，机位紧张，我在武汉问了几家大旅行社，都订不到票，老板托他在北京的熟人给代买了一张。

　　五千多人民币的单程票，让我有些心疼。要是在淡季，在英国订票的话，够跑一个来回的了。

　　前不久看到一则评论，说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但是你在中国本土就是买不到那样的中国制造；即使你在中国买到了某些中国制造，但那也不是最便宜的中国制造。评论问中国怎么了，就像多年以后我问我自己怎么了一样，那是一个你知道却怎么也说不清楚的答案。

　　本来打算考完驾照，十月份以后再过去的，但老板娘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我只能匆匆应战。

　　其实我的资料一年前就给他们了，一直没有消息，我早已放弃，一心准备去上海读中欧商学院的事。父亲为此还召开了家庭会议，决定在经济上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帮我完成心愿。

　　1997年中欧商学院第一次到武汉招生，是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咨询会，那时他们是和上海交大联合办学。我大学毕业差不多两年，刚够报考的基本条件。他们的一位老师说，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希望我能去上海参加他们自己命题的英语考试——那时MBA初到中国，GMAT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考试。他说学费大概是六万元人民币。我把资料锁进了抽屉，希望考完GRE和TOFEL后能拿到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去美国读书，成了一个美丽的梦想。

　　2002年新东方在武汉设置教学点，一看到消息，我就去报了GMAT班，想考一个好成绩拿到中欧商学院的奖学金，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中欧商学院那时已独立办学，学费也早已超过了十万人民币，GMAT的高分得主更容易申请到奖学金。

　　突然接到老板娘的国际长途，如果说我已经不想去英国了，没有人会相信吧。是真的，更喜欢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不要像这样被别人指挥着改变既定的计划。但相比较，从经济上讲，去英国工作挣钱，比去上海读书花钱，更有说服力。

　　新东方武汉分部来电话，说GMAT班不能如期进行，只能取消，而出国的其他手续办得异常顺利，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我前去英国。

　　大厅里人来人往，我在约定好的三棵人造椰子树前东张西望。托运箱，登机箱和双肩旅行背包放在地上，随身只背了一个小挎包，装了机票和护照。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看见男主人和一个中年男子推着两个大鼓鼓的托运箱过来。箱里是我要带去英国的药。打过招呼，中年男子瘦小的身材——潘长江的身高，许汉林的体型，不是那一口地道的京腔，我绝不会相信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和男主人是朋友，帮着开车送药箱过来的。男主人再次确认我的托运箱没有超重后，打了一个手提电话就在那不动了，似乎在等什么人。趁着这个空隙，我请他们帮我看着行李，去卖了一份保险，受益人栏里是父母。

　　也许是空难片看多了的缘故，尽管知道飞机是安全度相对而言最高的交通工具，但我对坐飞机总还是有些发怵。每次起飞前都会暗暗祈祷一番。后来往返于中英之间，朋友的电子邮件总是以非常高兴你已平安抵达开头。那一份牵挂，让我好感动。

　　回来时看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跟他们在一起，穿着机场的工作制服。她要过我的机票，一行人即随她走。

　　避开拥挤的客流，我的托运箱从一个很安静的输送口进入。据说那是空乘人员专用的输送口。然后她带着男主人转而排在人流中，check in那两个药箱。完事后女孩笑容满面地拍了拍那个工作人员的肩膀。走过来交还给我机票及行李票，说还有一个半小时才登机，我可以四处转转。男主人从腰包里拿出一个鼓囊囊的信封交给她，又嘱咐我药箱上都写着老板的名字，下飞机后记得别拿错，大家即告别。

　　大厅里满是即行和送行的人群，人声鼎沸。开学的日子吧，学生特别多。我前面的一个女孩子正倒在她妈妈怀里哭着，一旁的父亲忙着安慰眼泪汪汪的母女。随行的一对或是亲戚或是朋友的夫妇也劝慰着。

　　我是一个人从武汉来的北京，弟弟送我上的火车。父亲怕离别，母亲在家陪着他。

　　看着眼前的情景甚是无趣，心里有些空荡荡的，别过脸换了方向溜达。中间为了打发时间，嘻嘻哈哈地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已在机场。然后去卫生间。

　　卫生间亮堂堂的，尽管有一位阿姨在不停地忙着打扫，有些刺鼻的熏香中仍有一些异味。5年后再回来，也许是奥运会的关系吧，卫生间里没了那种熏香，也没了异味，也终于有了卫生纸配套装备，尽管自备了好几包餐巾纸，但还是为了这种国际接轨而欣喜。

　　好不容易耗了半个小时，实在无聊，决定登机。

　　随着指示牌，才知道需要填写出入境卡，才知道需要排队等候安全检查，才知道需要走那样长的走道。到了候机位，终于松了一口气。离登机时间只剩下三十分钟，暗自庆幸没有在大厅久留。

　　候机位上多是学生。好多人都在忙着给家里打电话，公用电话亭那边也排起了队。轮到我，我听见自己砰砰的心跳越来越快。拿起话筒，按完一连串的号码，耳边传来父亲有些苍老的声音。霎那间泪水夺眶而出。哽咽中只能告诉父亲我即将登机。父亲在那边清清喉咙，叮嘱我好好照顾自己。挂断电话后我仍泪眼朦胧，但流泪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打完电话的人大都红着眼睛，坚强的人们也是一脸凝重——整个电话亭区笼罩在忧伤之中——没有人在意我的眼泪。

　　登机时早先忧伤凝重的脸都展开了笑容。那扇小小的铁栅栏似乎是一个神秘的起止符。走过它，感觉就像走向未来，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我想我所有的好奇都写在脸上了吧，要不然邻座的男孩子不会第一句就是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出国。

　　他在英国北部读大学，家在广东，暑期回国休息，因为想看看北京，就买了往返北京的机票。他的机位靠窗，我俩探头看了好半天窗外的云彩。从云下到云上的过程，感觉有些奇特。

　　靠走廊的机位上是一个北京的男孩子，在伦敦读大学，非常沉默安静，有问才答，一直抱着一套金庸全套的精装本埋头苦读。他也是回来休暑假的。间或有他的同学从商务舱过来找他聊天，他才会从书中抬起头。

　　有意思的是，广东的男孩子所带的行李全是食品，他希望能顺利过关；而北京的男孩子只带了金庸。看着我的左右，我隐隐感到前面的路并不太好走。而心中那份从未停止过的隐隐的惶恐，也只有自己最清楚，但不愿去多想。听着广东男孩子讲的那些留学趣闻，我眉开眼笑。

　　现在回想起来，那空中的十二个小时，其实应该是我多年来最轻松的十二个小时吧。所有的前尘往事，都留在了渐渐远去的那片土地。而未来，只是一片空白，一片在我看来充满希望和诱惑的空白。现在呢，衣食无忧，温饱俱全，哈哈，多么美妙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