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一个大家庭，祖父和祖母有七个儿女。父亲是长子，接着是我的四个姑姑和两位叔父，按照老西安的称呼，我分别叫他们二爸和三爸。母亲是父亲的续弦。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我出生前，父亲带着母亲和哥哥生活在汉中，于是那里便成了我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1948年的农历正月初七。母亲说汉中的气候像江南，生我时病房的窗外已经开满了鲜花，借助于那儿早到的春风，我被取名春霞。

　　我的初生非常幸运，母亲有丰美的乳汁，父亲有健壮的体魄和身为国民党军医的职业，还有一个比我大十二岁的哥哥呵护我。听母亲说，半岁的我健康可爱，汉中的朋友们只要看到我，都要抱着亲个够。我家原来有一张我们四口人在汉中的照片，照片上父亲高兴地抱着我，刚刚半岁的我的手里拿着一块地瓜，看上去非常结实，母亲坐在旁边，哥哥站在后边。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相片上的父亲穿着旧军队的军装，怕惹出是非，被我违心地付之一炬。这样，我就毁掉了自己唯一的健康留念。

　　1949年春，我们全家回到西安，和祖父、祖母、二爸、三爸同住在社学巷八号的小四合院里。听三娘（三爸的妻子）曾经说，我小时候不爱哭不闹人又干净漂亮，全家人都很喜欢我，祖父更是视我为掌上明珠，天天爱不释手地抱着我。

　　24岁的母亲把她青春生命的精华都无私地赋予了我，我刚刚过了一周岁就开始满地移步。正当我在爱河中茁壮成长之际，一场瘟疫却残酷地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给我带来了终生的灾难。

　　那时的我只有一岁多，刚刚学会走路，由于稚嫩，经受不起病魔的侵袭，致使在高烧后全身瘫软气息奄奄。父亲拜求了名医，使用了名贵西药，也无法救我。束手无策的母亲抱着我泪流满面，祖父、祖母也都无可奈何地望着我，默默等待着我生命的终结。

　　然而，亲人们却不知我还在和死亡做着最后的角斗：舍不得初尝的爱的甘露，舍不得多彩的世界，更舍不得自己将要扮演的一个艰难的角色，用自己倔强的生命力，夺回了每个人只能享受一次的生命，使它拖着残疾的身躯，体味着健康人想象不到的一个特殊的人生。

　　突然，我的眼皮似乎想睁，嘴巴也在轻轻蠕动，这一微妙的表现给全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母亲舒展开绝望了的脸，脸上滚动着长长的泪水，父亲舒了一口气，祖父、祖母也情不自禁地说：“有救了！有救了！”

　　祖母请来了专门看小儿病的王奶奶，用针灸的方法恢复了我上肢的活动，两条腿却像线穿的木偶，任人摆动。这就是我不幸的开端，疾病无情地折磨着我，也给整个家庭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