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大荔县范家乡雷北村曾经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是与江苏省淮阴市华西村齐名的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单位。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先后两次做出决定，号召全省人民向雷北学习，向雷北村干部学习。雷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有耀、副书记张润叶，先后当选党的第十一、十三、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间和历史都已经充分证明，雷北是一个令人心服口服的先进典型。用当今最具权威性的话来说，雷北村的共产党员们正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1992年下半年，当时的中共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政公署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开展向雷北村学习的决定，加大推广“雷北经验”的力度，组织编写一本全面反映雷北精神和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集。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采访报道雷北经验，使雷北村两度成为全省农村注视焦点的《陕西日报》高级记者原野担任这本书的主编。参加撰稿的8位同志在雷北村进行了大型采访活动。我有幸作为这本书的主要撰稿人，在雷北村先后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物，深入体验了雷北村群众的生活。由此而对雷北村，对张有耀以及雷北村干部和党员，有了真实而深刻的了解。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雷北村干部群众在党支部书记张有耀的带领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修建抽水站，引水上高塬，随后又连续奋战8年修渠平地，使千年旱塬变成了水浇田，彻底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大幅度提高了粮棉产量，成为全省农业战线上最为著名的先进典型。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雷北村尽管也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干扰和影响，但是他们始终坚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坚持开展科学种田，坚持发展生产提高群众生活不放松。到1979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达到120万斤，比1971年翻了一番；棉花总产量达到32万斤，比1971年增长了10多倍；农业总收入达到72万元，人均纯收入203元。这年年底，雷北大队受到国务院的嘉奖，被授予“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单位”称号。改革开放后，雷北村党支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自觉清除“左”的流毒影响，积极推行和落实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引进项目，兴办企业，千方百计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富裕的新雷北。1982年，地处西北黄土高原上的雷北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行政村排名中跃居第40位，成为当时全国上下一大新闻。到了1989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398万元，又比1979年增长了18倍；人均纯收入1384元，比1979年增长了5倍。
在新的历史时期，雷北村党支部继续发挥着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的战斗堡垒作用，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把党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带给千家万户。农民有了钱，想翻修老先人留下来的旧房改善居住条件，党支部村委会组织人力物力，拿出集体积累帮助每家每户解决实际困难，使一幢幢美观漂亮、宽畅舒适、风格各异的新式住宅拔地而起，令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人十分羡慕和拍手叫绝。当下农村看病难，而雷北村群众却享受着最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小病不出村，大病医疗站负责联系转院，并派专人护理全程跟踪服务。老人体检，妇科病普查，计划免疾，孕产妇系统管理，医疗站负责到底予以免费。在雷北村没有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没有房住和有病看不起的特困户，扶贫工作始终做得扎实而具体。“五保户”自不必说，对于因为各种原因而造成生活水平低下的困难户，都在党支部扶贫帮困之列。党员分工包干，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实实在在的帮扶。
雷北村的共产党员似乎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看起来一个个土气十足，但却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不断地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党支部村委会的主要干部都是走南闯北的强人、头脑灵活的能人，如果埋头个人发家致富，早就都是不同凡响的有钱人。但是自始至终却连一个专业户、冒尖户都不是。他们几乎把家里承包地的生产和所有家务事全都扔给了家属子女，一年到头一门心思当着没有多少收入的泥饭碗“脱产干部”。共青团、妇代会、民兵连、治保会、调解委员会、红白理事会、农民技术学校等各种组织和部门，各自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组成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网络系统，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地落实到基层，共同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
《雷北之路》撰稿者在采访调查中深切感受到雷北村的确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缩影，张有耀所代表的雷北村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他们那种坚定不移实现党的共产主义大目标，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幸福的献身精神，那种艰苦奋斗苦干实干几十年无怨无悔，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永不停歇的工作作风，那种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不计个人得失追求共同富裕的高尚情操，使人们不由自主地深为钦佩和赞叹。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系统地接受过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在过去的岁月里，接触和认识许许多多有着共产党员名讳或被尊奉为党的领导的人。可是要让我从内心深处认定他们确是共产党员者却寥寥无几。我似乎有点偏激地认为，战争年代那种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真理而参加共产党的人已经没有了，当今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往执政的共产党里钻的人，哪个不是为了升官或者发财？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过是一句骗人的鬼话。但是在雷北村，我却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一大批老实巴脚的农民党员，以他们的切实行动向人们表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大有人在。特别是张有耀，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才能远在过去以及现在的许多大荔县委书记之上，也曾有过像山西省昔阳县那些从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跃而为县委书记的机会，但是他却坚守着对2000多名雷北乡亲父老的承诺：一辈子干在雷北，死了埋在雷北！这种话很多人也都信誓旦旦地讲过，可是一旦有了往上爬的机会则就自食其言。而我至今所知真正信守了这种承诺者，惟张有耀一人也。这样一个不是没有才干和机会的人，二三十年里窝在雷北这么一块巴掌大的黄土地上，当着一个连干部序列都入不了的村官，心操得比谁都大，事干得比谁都多，钱却不一定比别人多拿，家属子女还得跟他一样严格要求自己。这种怎么算帐都不划算的事情，张有耀却痴心不改地一直干着，就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跟当今不少当了二把手要当一把手，当了乡长想当县长，当了县长想当市长……干上三五年没再“进步”就闹情绪，或者不惜出卖灵魂偷机钻营者相比，张有耀不知高尚了多少万倍！类似张有耀这种吃亏事，雷北村的党员干部们远不止三五个地都在干着。
我尽管不论如何努力，也不能成为像他们那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但却从心底里为我们党有这样的忠诚战士而感到欣慰。张有耀和雷北村的共产党员们，以一种无比高大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头脑里。
1993年以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离家乡下海海南，对家乡的大事小事知之甚少。2002年年初回到陕西后，听到了一系列关于张有耀以及雷北村的消息。说是张有耀出事了，光以他外孙女的名字就在合阳县银行存了100万元；雷北村党支部班子整个烂了，群众造反，省、市、县都支持，把他们赶下了台……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中偶象的坍塌，我再一次感到震撼。省、市、县三级采取特殊手段处理雷北问题，如果不是雷北村干部确有问题，不到万不得已，各级党委不会这样牺牲张有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否定雷北，否定张有耀，就等于否定他们自己，否定共产党。
2002年3月，我因为写作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雷北。为了在书中对雷北村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专程找到张有耀。尽管社会上对雷北问题众说纷纭，但似乎没有一个像天津大邱庄禹作敏那样的定案东西，有的人说那是各级党政部门都在包庇张有耀，要不早就抓进监狱了。我想先听听张有耀对雷北问题怎样说，然后再听取有关方面的结论性意见。实事求是讲，我并非要听听张有耀对他自己的辩解而给予同情和安慰，我是想看看这个天才的“假像专家”怎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掩藏真实面目，从普通老百姓一直欺骗到党中央国务院。
我们之间是老熟人，说话用不着拐弯抹角。见面后连故作亲近的寒暄客气都未予表示，我就直截了当地要他回答贪污腐化侵吞集体钱财的问题究竟有多大，最终是如何处理的。张有耀似乎已看出我的不友好和不信任，没有说几句话便取出一沓子材料，说：“请你先看看这些东西，然后要问什么，我们再具体谈。好吗？”
我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认真仔细地阅读了张有耀所拿来的材料后不免大吃一惊：原来雷北问题的真相并非传闻的那样，而雷北问题的处理则完全是一个违背原则，大家十分清楚和明白却假装糊涂荒唐至极令人哭笑不得的戏剧性过程！
1997年冬到1998年初，雷北村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打着反腐败的旗号，煽动和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采用已被《宪法》明令禁止的“文革”手段，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闹事。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发传单、小字报，召开所谓的反腐败誓师动员会、高音喇叭狂呼乱叫，集群越级上访告状，公然夺了村委会大权，把党总支赶出办公大楼，使雷北村政治经济活动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雷北向题”发生后，中共大荔县委先后派出由县级领导带队，组织人事、纪检检察、审计、司法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五任工作组，100多人，花了六七个月调查核实而最终得出结论：张有耀及雷北村干部政治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经济上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大荔县委在汇报请示中共渭南市委得到同意后，决定依法惩治带头闹事中的触犯刑律者，妥善处理众所瞩目的“雷北问题”。然而，就在“雷北问题”按部就班相继得到圆满解决，政法机关经过立案侦察批准抓捕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拒捕并煽动群众公然抗法之际，从省上传来一道关于解决雷北问题的权威性指示：“牺牲干部求稳定”。于是，大荔县公安局被抗法者掀翻的5辆警车，在雷北村“展览”了50多天而不敢拖走。市、县、乡三级一夜之间态度180°大转弯，而后大家便都违心地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于雷北村群众利益而不顾，千方百计把“造反派”扶上台，使其非法夺权而“合法”。硬硬把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的雷北村干部“牺牲”掉，把雷北这个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单位彻底搞垮搞倒！
在雷北村闹事中，张有耀首当其冲成为一些因为执行党和国家政策受到处理而心怀不满者报复的对象。私人住宅多次受到冲击，闹事头目把生病的父母亲抬到张有耀家里，六天六夜，吃喝拉撒，恣意妄为；张有耀及其子女被随意殴打，一家大小惶恐不安度日如年；非法的大喇叭、大字报、大标语、传单、聚众演讲，公然诬陷张有耀“贪污了几百万元，挥霍了几百万元”，“有几条人命”，称张有耀是“雷北的土皇上”、“贪污腐化分子”等，使其人身基本权利遭受到极大的侵害。张有耀按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整整跑了11个月，最终竟然连个案也立不了。
我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对雷北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了解，见到了一些原雷北村的村干部，也见到不少曾参加工作组在雷北村工作过的县级部门干部，还跟某几位雷北问题发生时的县级领导进行了深谈，大家都感慨颇多地谈到了他们的真实态度。最初采访雷北小评论而使雷北开始出名，而后又在几十年里几乎一直作为县委工作组成员住在雷北干在雷北，密切关注并熟知雷北发展全过程的原大荔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孙国植含泪告诉笔者：“真能把人冤枉死！真能把人呕死！我要是张有耀，怕都喝一包老鼠药自杀了！”
正义何在？天理何在？
尚未泯灭的党性原则促使我带着满腔难以抑止的激愤，写了一篇题为《“牺牲”的代价》的调查报告，揭露了雷北问题的真相和处理问题的错误做法以及带来的恶果。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重新审视和正确对待原雷北村干部，及时挽救给雷北群众已经带来和还要继续带来的严重损失。
《“牺牲”的代价》击中了某些人的要害！一个曾因积极执行“牺牲干部求稳定”而升迁者，仅仅听到笔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连文章的体裁都不清楚是什么，更不知道详细内容，便密告给某个人。于是，有人利用职权采取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加以干预，使这篇稿子最终胎死腹中，个中缘由留待后文详述。
三年之后的2005年3月，我再一次前往雷北村，看到了“牺牲干部求稳定”的最终结局。昔日那种社会主义新农村雏形的崭新面貌荡然无存，看到的只是破败混乱穷困不堪的一副惨景。“牺牲干部求稳定”支持下上台执政的“造反派”，在雷北村群众不断地唾骂和反对声中，把原有3000多万元集体资产花光“董”（陕西方言，即败家子似地胡支乱用。这里只能使用这个贴切的方言字，无可替代）净，把雷北村彻底搞垮、搞乱，而自个儿贪足捞够之后撒手不干了，留下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令人更为不安的是，“牺牲干部求稳定”至今阴魂不散。雷北村大大小小的问题，市、县、乡各级都像烫手的山芋似地无人敢管无人敢问。群众说，过去雷北没有一天不来上边的干部，现在一年到头连狗大一个上边的人都看不到，也请不来。
作为作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良知和对党特有的一种忠诚，一种正义感和责任感使我再也沉默不下去了。全国上下先后深入持久开展的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不正是要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雷北村的共产党员，尤其像张有耀那样几乎把一辈子都无私地奉献给党的事业的党的农村基层干部，正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可是我们却屈从于一个并不完全了解真实情况凭想当然做出的官僚主义指示，把他们一个个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把几十年里好不容易培养和树立起来的一个先进典型彻底予以否定，这与当前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完全背道而驰。我决心再一次拿起笔来（现在已经不用笔而用电脑，应该写成“打开电脑”，似又不伦不类，仍沿用老话），要把雷北村和张有耀的一切从头至尾告诉读者，公之于众。让人们从中去了解雷北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有耀以及雷北村的共产党员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最终检验，那个给雷北村干部群众带来灾难的“牺牲干部求稳定”指示，确实是大错特错了。